我是一個極為相信科學會進步的人。
——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科學哲學家
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
《科學革命的結構‧後記-1969》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波普的否證論，改進了邏輯經驗主義的缺失，將一些永遠不會出錯但卻對人類毫無助益的偽科學排出科學之外，為科學哲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但是，否證論本身也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失。
波普雖然幫助我們分辨出那些偽科學，但在論述何為科學的時候，總是使用像是「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之類的例子，但這是真正的科學嗎？
實際檢視科學家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像是「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之類單純的命題，根本不是科學家在研究的東西，而比較像是哲學家在研究的東西。
事實上，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是豐富多元且複雜的。
例如被波普認為是不可否證的偽科學的占星術，雖然確實有許多無法被否證的「假預言」，例如「在賭博投機活動中可能是有運氣的」，但像是「在三月28日出生的人會有一個新的情人使你的眼中閃爍喜悅之色，並且改變社會活動」，就是一句可否證的話。[1]
更深入地討論，我們會發現這句話並不像是「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一樣單純。
這句話並沒有說是「所有」三月28日出生的人「都會」有一個新的情人，如果這個世界上平均一天有5％的機會遇到新的情人，那麼假如今天總共有60％的三月28日出生的人遇到了新的情人，我們究竟是該說這個預言被「證實」了，還是該說這個預言被「證偽」了呢？
假設一個氣象理論預言明天的降雨量是3672公釐，結果卻下了3678公釐，我們究竟該說這個氣象理論被「證實」了，還是被「證偽」了？
如果下的是3679公釐、3850公釐、5000公釐、10000公釐呢？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說這個氣象理論被證實，什麼時候又可以說是被證偽了呢？
再來，我只不過是提出這個氣象理論的其中一個預言罷了，若是探討整個氣象理論，事情又會更複雜了。
一個科學理論，可以推演出許多命題，作出許多預言。從實際的科學歷史來看，不論是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波以爾的原子理論，還是哥白尼的天體運行理論，在剛提出來的時候，都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否證，但這些理論並不像波普所認為的一樣，馬上被科學家給放棄了，反而是非常「不科學地」不顧這些被否證的證據，而認為這些證據事實上並沒有真的否證自己的理論，只是因為一些錯誤的假設，以及某些尚未發現的東西所造成的結果。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要是沒有這些科學家作出這麼「不科學」的行為，我們就沒有這些偉大的科學理論了。
有一個人，正是發現了波普否證論不符合科學歷史事實，而提出了以科學史來研究科學究竟是什麼的方法，形成了「科學歷史主義」（Historicism
of Science）。
孔恩的科學歷史主義
這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
孔恩這個傳奇人物，原本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後來他得到了哈佛大學所贈與的「年輕學者」（Junior
Fellow）獎學金，也就是得到三年的生活費並且沒有任何責任。他為了講授十七世紀力學的起源，研讀了一些亞里斯多德與中世紀物理學的著作。
孔恩在一開始研讀這些著作的時候，發現這些古代的物理學根本就是錯誤的，充滿了荒謬之言，並且對於十七世紀牛頓等等的力學理論毫無幫助。
但是，儘管得到了這個結論，孔恩還是不能明白，為何古人會寫出這些荒謬錯誤的理論？
為何古人寫出這些荒謬錯誤的理論之後，兩千多年的人類會對此理論深信不疑？
孔恩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的過程非常的戲劇化，他多年反覆翻閱那本他認為幾乎全錯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某一天，他忽然發現自己能夠讀懂這本物理學了！
許多過去認為是大錯特錯的陳述，突然間幾乎都消失了。
他能夠瞭解亞里斯多德為什麼這樣寫，他甚至還能預測下幾頁他要說的會是什麼。
他仍然能看到這本書中的一些困難，但那已不是當初孔恩所感到的對或錯的問題了。
孔恩學會從亞里斯多德典範來看物體運動現象之後，許多荒謬、全錯的語句立刻變成「合理的」了。[2]
我與孔恩相同的經驗
我當初在讀到孔恩有這樣一個經驗的時候，心中非常地激動，因為這正是我在讀古代中醫典籍時所發生的內心變化。
與孔恩不同的是，我並不像孔恩一樣，一開始認為古人所講的都是「錯誤的」。
因為在開始研讀中醫的時候，受到了現代教科書的影響，而認為古代中醫所講的「都毫無疑問是對的」。（有趣的是，孔恩也指出，西方物理學也同樣受到了教科書的誤導）
這時，我心中不免產生一個疑問：
為什麼古代中醫那麼厲害，在好幾千年前就能夠發展出那麼多成熟又正確的理論呢？
有許多理論，試圖解釋這個疑惑。
包括說中醫是高智慧外星人的遺產，或是高智慧遠古已滅絕的人類的遺產等等在漫畫裡才會出現的說法。
不然就是說古代中國人的智慧就是比洋鬼子還高明等等民族主義的自大說法。
我當然無法接受這些說法。
直到我開始接觸黃龍祥、廖育群、山田慶兒等學者的中國古代醫學史著作，以及有關中國古代人文思想的發展史，才終於產生了上述孔恩的心理變化，忽然能夠讀懂《黃帝內經》，讀懂《傷寒論》，讀懂所有古代中醫典籍了。
以前認為古人所寫的都是對的，在能夠讀懂古人所寫的東西之後，我發現原來古人所寫的事實上「都是錯的」（大部分）。
但是，我能夠瞭解古人為什麼這樣寫，甚至還能預測下幾頁古人要說的會是什麼。
我仍然能看到古書中的一些困難，但那已不是當初所感到的對或錯的問題了。
我學會從古代的人文思想典範來看古代中醫理論之後，發現原本毫無理由就認為是正確的的東西，事實上是錯誤的；不過雖然是錯誤的，但許多荒謬、全錯的語句立刻變成「合理的」了。
孔恩最大的貢獻，就在於透過研究科學史實，發現真實世界的科學發展，並不像邏輯經驗主義或否證論所描述的那樣，只是一些單純的命題知識的累積。
真實世界的科學發展，是一個一個科學「典範」（Paradigm）相互競爭的過程所產生的。（關於「典範」是什麼，並不適合以定義的形式來說明，因為就連孔恩自己在書中對於典範這個詞，也有許多不同的用法。但透過實際的例子，卻能較容易地理解何為「典範」。例如「牛頓力學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哥白尼的天體運行理論」、「西醫理論」、「中醫理論」等等，都是典範的實際例子。）
科學的革命就是典範的轉移。
對孔恩的誤解
我之所以特別把「幾乎像是」、「完全的」兩個詞字給括號起來，就是因為這正是世人對孔恩的理論誤解最大的地方──非常多的人誤解了孔恩。
他們以為，孔恩認為，各個典範有其內在的標準，我們無法用其中一個典範的標準去評價其他典範，因此所有典範都是「科學的」，對與錯是「相對的」，各個典範完全無法溝通，我們要瞭解某個典範，只能放棄原本的典範而「改宗」到新的典範之下。
而改宗的過程比較像是一種政治上的說服，不是理性評價科學證據的結果。
因此，科學事實上是相對的、是主觀的、是非理性的。
事實上，孔恩確實說過類似的話：
「實際上各學派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方法的這個或那個失敗──它們都是『科學的』──而在於各學派觀察世界與從事科學活動的方式不可共量。」
但是，若是仔細研讀上下文以及整本著作，就會知道孔恩的意思並不是單獨拿出這句話所造成的誤解的那個意思。
孔恩的著作之所以難讀，也在於此。
孔恩在1969年，為《科學革命的結構》寫了篇後記。
孔恩也提到，他的著作所帶來的誤解，使得他背上了「科學成為一種主觀的、非理性的行業」，以及「本書的科學觀是徹頭徹尾的相對主義式的」這些罪名[5]。
孔恩自己也提到說，「我是一個極為相信科學會進步的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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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恩本人絕對沒有認為科學是相對的、是主觀的、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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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孔恩之所以會造成誤會，正是因為孔恩之前的邏輯經驗主義，以及否證論，都一廂情願地認為科學純粹是客觀的、是理性的、是朝絕對真理逼近的。
孔恩從歷史事實發現，人類的科學發展，根本「不純粹」是客觀的、「不純粹」是理性的、「不純粹」是朝絕對真理逼近的。
為了反駁當時盛行的邏輯經驗主義以及否證論，孔恩強力主打他們所忽略的科學的另外一面──也就是科學的主觀面、相對面、非理性面。
也因為如此，孔恩的著作才容易讓人們誤解，並且讓人們「走得太遠」。
我一開始也是誤解了孔恩的理論，直到我真正閱讀孔恩的原著，才瞭解《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本多麼偉大的著作。
孔恩當時所身處的年代，所有的人在探討科學是什麼的時候，都看不到人類心理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認為人類的心靈只是反射這個客觀世界的一面鏡子，科學所探討的就是這個除掉了人類以外也沒什麼不同的冷冰冰的世界。
但孔恩接觸了當時一些心理學的理論，並且仔細研究科學史，發現了人類心理在科學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例如這個歷史上著名的圖：
同樣的一張圖，有些人會看成鴨子，有些人會看成兔子，有些人一會兒看成鴨子，一會兒看成兔子。
總之就是不可能同時看到兔子跟鴨子，一切決定於看的人的心理狀態。
例如在醫學上，同樣是一張胸部X光片，會看的西醫能看出一大堆東西，不會看的中醫就只能看到幾根肋骨還有心臟，兩個人「似乎」看的是不同的東西。
同樣是饒動脈，會把的中醫能把出一大堆東西，不會把的西醫就只能算算一分鐘跳幾下。
但是，許多人沒有注意到孔恩的一句十分重要的話：
「雖然不同團體的成員面對同樣的刺激可能有不同的知覺，但是他們並不是想要有什麼樣的知覺就可以有什麼樣的知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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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面的圖有人會看成鴨子，有人會看成兔子，但很少有人會看成恐龍，不會有人看成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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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張圖是刻意畫得既像鴨子又像兔子，才會有這種情形產生，至於大部分的兔子跟鴨子，是沒有人會搞錯的。
X光片也是一樣，就算一個受過訓練的西醫能看出許多沒有受過訓練的中醫所沒看到的東西，但不要忘記，這個西醫在還沒受過訓練以前，所看到的東西，不會比這個中醫還要多出多少。並且只要這個中醫受過同樣的訓練，就能看出幾乎同樣的東西。
因此，即使人類的心靈在科學活動中佔了一定的角色，我們依然不能簡單地說科學就是主觀的、相對的、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孔恩還遭受了一個重大的誤解，那就是「不可共量的理論的倡導人，彼此間完全無法溝通；結果，在選擇理論的辯論中，無從訴諸『健全的』理由；理論的抉擇必然基於極為個人性的與主觀性的理由；最後的決定有賴於某種神秘的靈感。」[7]
不同典範無法溝通嗎？
孔恩認為，不同典範之內的科學家，雖然溝通不良，但他們必然還是有些管道。
他們所獲得的刺激是一樣的。他們的一般的神經配備也一樣，只不過經過不同的規劃（programmed）。
而且，經驗中除了一個很小──卻極重要──的領域之外，甚至連他們的神經規劃（neural
programming）都必然幾乎一樣，因為他們共享一部除了最近一小段的歷史。
結果，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大部分他們的科學世界與科學語言，都是一樣的。
他們有了那麼多共同的地方，應該能夠找出能表現出他們之間的不同的許多地方。
不過，所需要的技巧既不是開門見山，也不是拐彎抹角，更不是科學家常態裝備中的那些部分。
科學家很少對它們有正確的認識，除了需要用來使他人改宗，或者使自己相信這件事根本作不到，科學家也很少利用它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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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典範之間的溝通當然很困難，但很困難並不代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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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別的典範的話，那孔恩這個現代物理學家怎麼可能瞭解牛頓的典範，怎麼可能瞭解亞里斯多得的典範呢？
如果孔恩沒辦法瞭解這些典範，怎麼可能有辦法寫出《科學革命的結構》呢？
沒錯，就如同孔恩所說的，「科學家很少對它們（理解並翻譯其他典範以及溝通的過程）有正確的認識」，而厲害的孔恩發現應該要怎麼做了，所以孔恩才要寫《科學革命的結構》，來告訴我們科學史有多麼重要，告訴我們他能夠理解不同典範的內涵。
這恰恰與一般人對他的誤解相反。
不同典範之間應該怎麼樣去溝通呢？
孔恩說，「一個不良溝通的參與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彼此視為不同語言社群中的成員，然後把自己當成翻譯者。以他們的群內與群間交談的差異做為研究的主題，首先他們能試著去發現那些在各自的群內交談中不會引起絲毫問題、卻會在社群間的討論中成為麻煩的焦點的字眼與語句（不會造成這種困難的語句也許可以用同音字譯出）。
找出了這個在科學溝通上引起困難的領域之後，他們便可設法以他們共有的日常詞彙進一步地說明他們的困難。
就是說，他們每一個也許可以試著去發現：當別人接收了一個會使我有不同的語言反應的刺激時，他到底會看見什麼、說什麼。
要是他們能不把異常的行為看成僅是犯錯或神經失常的結果，他們可能最後會成為非常優秀的彼此行為的預測者。每一個人都學會了將別人的理論與結果譯成自己的語言，同時也能以自己的語言描述使用那個理論的世界。這正是科學史家在處理過時的科學理論時所做的（或應該做的）。」[9]
中醫與西醫無法互相理解嗎？
其實不同科學典範，例如中醫與西醫之間究竟能不能相互翻譯以及理解的問題，就很像是不同語言之間究竟能不能相互翻譯以及理解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語言哲學上也是經過了激烈的辯論，但不知道為什麼，許多哲學家就是沒注意到一個明顯的事實──他們居然可以看得懂翻譯小說！
相信各位讀者都看過翻譯小說。
翻譯小說的過程，必然會遇到一些難以翻譯的困難，但別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翻譯過程都是順暢且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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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都活在相似的世界，接受相似的刺激，擁有相似的大腦語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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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些翻譯上的困難點，也可以透過站在對方文化上的理解來進行詳細的說明或者替代式的翻譯。
例如英文「apple」翻譯成中文「蘋果」，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沒什麼問題。但是在「I'm
going to the Big Apple.」中，「the Big Apple」就不該翻譯為「大蘋果」，而該翻譯為「紐約」。
而在「The Big Apple is a nickname or moniker for New York City.」中，「the
Big Apple」又應該直接翻譯為「大蘋果」，否則這句話就成了「紐約是紐約的別稱」。
另外，在「The Big Apple can't be
eaten.」中，翻譯者又應該將「the
Big Apple」翻譯為「大蘋果」，並且加上註釋，說明大蘋果是紐約的別稱。
關於中醫與西醫究竟能不能相互理解、相互翻譯的問題，也一直是個很大的爭論。
事實上，中醫與西醫絕對不能只是進行表面上的理解與翻譯──但這事實上是廢話，任何的語言之間都不能只是進行表面上的理解與翻譯──去看看利用電腦翻譯軟體所翻譯出來的文章就知道為什麼了。
若只是進行表面上的理解與翻譯，則甚至連兩個生活在同樣環境、講同樣語言的雙胞胎兄弟都不能理解對方的意思。
但是，現實生活中，到處充斥著許多從表面上來膚淺翻譯中醫為西醫，或翻譯西醫為中醫的文章，甚至是教科書。
這些文章以及教科書，沒有利用孔恩所教導給我們的方法，利用研究中西醫學史，以及雙方的文化內涵，去理解雙方的醫學典範，卻只是進行一些膚淺又表面的粗糙翻譯，以及對於這些粗糙翻譯所做的錯誤解釋。
例如將中醫中醫的「傷寒」理解為西醫的傷寒桿菌（Salmonella
typhi）所造成的傷寒熱（typhoid
fever）。
或是用西醫對於「腎臟」（kidney）的知識來理解中醫所謂的「腎臟」。
事實上，如前文所述，西醫的「kidney」翻譯成中文的「腎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因為古代中醫所謂「腎臟」，所指的絕對就明明白白是那兩顆「kidneys」，甚至連圖都畫了出來，標明那兩顆東西是腎臟。
但是，中醫所犯的的錯誤不在於將「kidney」翻譯成「腎臟」，而在於將「kidney」翻譯成「腎臟」以後，不從西醫的典範去理解「kidney」，也不從中醫的典範去理解「腎臟」。而是用西醫對「kidney」的知識去衡量中醫對「腎臟」的知識，衡量之後發現兩者不一樣，但是又不願意承認古代中醫對於「腎臟」的知識是錯的，只好自圓其說，說中醫的「腎臟」不等於西醫的「kidney」，說什麼這只是當初翻譯的錯誤。
這實在很好笑。
今天我們將「apple」翻譯成「蘋果」，可是後來發現美國人說的「the
Big Apple」指的並不是「很大的蘋果」，而是「紐約」，循著中醫義和團的邏輯，我們只好自圓其說地說「中文的『蘋果』並不等於美國人的『apple』，這只是當初翻譯的錯誤罷了」！
許多中醫義和團在看了這些膚淺翻譯的中醫文章之後，就宣稱中醫與西醫完全無法翻譯、完全無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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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行為就好像看了用翻譯軟體翻譯的《哈利波特》狗屁不通，就宣稱《哈利波特》完全不可能翻譯成中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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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就如同「the
Big Apple」的例子，翻譯這件事情，儘管大部分的過程都是很順暢的，但總是會因為彼此文化的不同，而遇到困難。
但這並不代表翻譯這件事情「完全」不可能，否則你根本看不懂中文版的《哈利波特》！
在中醫腎臟的例子來說，我們只能將「kidney」翻譯成「腎臟」（否則要翻譯成什麼呢？），因為所指的都是那兩顆器官。
但在翻譯之餘，我們卻必須作出說明，古代中醫以及現代西醫對於人類那兩顆腎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所不同的，就只是雙方腦中的理解不同罷了，並不是東方人的腎臟跟西方人的腎臟真的有什麼不同！
理解不同這種事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就算是古代西方醫學對於「kidney」的理解，也跟現代西方醫學對於「kidney」的理解不同阿！
依循著中醫義和團的邏輯，只會得到一個奇怪的結論：
「英文的『kidney』不能翻譯成英文的『kidney』！」
或者說，「英文的『sun』不能翻譯成中文的『太陽』，因為中文的太陽是繞著地球跑的！」
或者說，「劉德華在被發現他其實已經結婚之後，他就不是劉德華了！」
本文想要打的完全是中醫義和團思維啊! 真的相信義和團思維的人真的不多欸, 因此感覺好像是在打一個本來就很弱不堪一擊的對手一樣。(當年八國聯軍和義和團打仗的時候大概也是這種感覺吧? 以為會至少看到一個整齊的軍隊, 可是過來的不過是一群脫光衣服亂揮拳頭的流氓......)
回覆刪除義和團思維基本上市場就很有限, 只會自己變得越來越小眾而已, 打他真的很浪費時間。中醫義和團的思維只是現代一些中醫只懂皮毛的人才有的特有問題。盡信書不如無書,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