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不服從的領導學》心得

黃安曾經講過一個不知道是笑話還是事實的故事:





在德國,聰明的軍人有分兩種,一種是聰明卻懶惰的,這種人才最適合當高級將領。



另一種則是聰明又勤勞的,這種人可以當中階的將領,但不能當最高統帥,因為下面的人會被操死。





而笨蛋軍人也有分兩種,一種是懶惰的笨蛋,這種人當然只能當大頭兵。



另一種則是勤勞的笨蛋,這種人,一發現馬上就被抓去殺頭!





我後來發現黃安這個故事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事實是,聰明又勤勞的人不甘於在德國當中階將領,所以都跑到台灣來當高階管理者了!



至於勤勞的笨蛋,在被殺頭之前都偷偷逃了出來,也跑到台灣,成了二級管理者!





最近讀完《不服從的領導學》,作者Stephen Bungay是知名的企業管理顧問以及軍事專家。



書裡面有一段文字寫的實在是非常好:



「凡是親力親為的微觀管理者是更大的問題,因為他們會影響在他手下工作的人......



最嚴重的情況是:這種很難根治的微觀管理者,恰好也是威權主義者。這種人什麼都要管,他們恐懼不確定因素,什麼都要抓在手中......



威權主義者往往墨守成規,對地位較高的人非常順從;他們的思考僵化、傾向於遵守各種規定與程序。



更極端的情況是:他們會質疑別人的動機、對挑戰權威或偏離程序的行為非常生氣,喜歡展現『強硬』的姿態。



他們在組織裡會讓組織運作失常,要是成為組織領袖,更有可能對組織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他們在承平時期的影響已經夠壞的了,因為他們不願意為了技術的創新犧牲寶貴的『傳統』,還會打壓具有獨創性思想的人。



然而,遇到戰爭,他們的影響更會造成災難。面對摩擦所造成的不確定因素,他們驚慌失措__他們會做出壞的決定、或根本不做決定。他們會逃避重大問題,卻對細節大驚小怪。



他們對戰爭快速變動的外部環境焦慮不安,因而對內在環境就更嚴加控制,在事與願違時欺負手下、指責別人__因為他們一向就這麼做。



往往戰爭一開打,就必須找出這些人,把他們調走,換上心理素質較能適應這種環境的人。」





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我真是拍案叫絕到案快要被我拍壞了。



同時我也深深感到我中醫系念了八年果然沒有白念,中醫實習那麼辛苦果然沒有白辛苦,因為人家當了十七年企業管理顧問,潛心研究德國軍隊的管理技巧,我才不過讀個八年大學,實習中醫不過四個多月,就活生生的學習到了。



不得不讚嘆孔夫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從這本書裡我學到最多的是作者很清楚的將統領組織的運作的學問分為「管理」、「領導」與「指揮」。



傳統的企業管理重視的在於「管理學」,近年來慢慢發現了「領導學」的重要性,但卻很少提及如何去「指揮」。



而這本書的重點就在於教導指揮的學問。





台灣的企業,以及已經企業化的各大醫院,還要多久才會開始學習如何「指揮」呢?



我看還是遙遙無期,因為就我的觀察,大部分的企業及醫院連「領導學」是什麼都還不知道,更不用說「指揮學」了。





書裡說,管理事物質的、技術的;領導是道德的、人性的;而指揮則是智力的、概念的。



無怪乎台灣大部分的大醫院以及企業管理都是無道德、無人性、無智力、無概念的。





所以才會有許多人批評台大前院長李源德以及長庚集團等利用企業管理的方法來管理醫院,讓醫院變成一個無道德、無人性、無智力、無概念的地方。



其實醫院也是一種組織,絕對是需要管理的,但需要的知識應該是綜合了「管理」、「領導」與「指揮」,三位一體的最科學的管理學。



但目前的情況卻是用一百多年前泰勒式的機械化管理。機械化的管理確實適用於當時的年代——因為當時的大企業從事的都是利用生產線事業,的確可以將員工當作機器在管理。



但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紀,還在沿用一百多年前的管理方法,自以為這就是科學化的管理,甚至還說出「台大的醫師就是欠管!」這樣的話來,就真的是井底之蛙了!





另外,也可以將一個國家(或一個不被承認是國家的國家)當作是一個企業,用書中提到的領導概念來審視,也可以獲得一些洞見。



作者書中大力讚揚兩百多年前出生的德國陸軍的創立者——老毛奇將軍。



老毛奇將軍認為,「人很容易用後見之明來指責某些行為,但譴責將領必須特別小心。領導者千萬別用對懲罰的恐懼,來限制下屬自己判斷的意願,在混亂的戰場上,任誰下判斷都得承擔風險。我們一定要接受這一點。」



對照當今台灣,在這樣一個民主社會,領導者是全體人民,好處當然是能避免獨裁悲劇發生,但壞處是如果大部分的台灣人都不懂得像上述老毛奇所說的那種道理,恐怕愛滋器捐的事情,永遠不會有杜絕的一天。

1 則留言:

  1. 其實呢,在台灣當兵有時候一年就可以見識很多..... 當然要看分派的單

    位性質。



    讓我想到《萬曆十五年》當中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

    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

    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

    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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