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4日 星期日

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

二十一世紀的中醫藥研究者還在「六經」注我、內經注我、難經注我!



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

姜广辉



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语,最早出自陆九渊之口。历来学者对此差不多都停留在浅层次的理解上,即将“我注六经” 与“六经注我”当作两种对立的解释学方法,前者强调揭示经典的本来意义,这种观点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至少可以接近历史的真实。后者则是以自己主观的认识来解释六经,反过来再以六经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然而综观历史上众多解释经典的著作,虽然解释者多声称是“我注六经”,但实际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结果反而是“六经注我”。



其实,“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语,包含解释学的最深刻的意义。一方面,经是原典,是本文,它告诉人们一种生存样法。信仰什么经典,也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样法。 另一方面,“经为写心之书”,它本身即是一种解释,解释“我”所作为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的变化反映在对经典的一再解释当中,正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因此,真正需要解释的也许不是经典,而是历代人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不过是揭示民族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而社会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体,文化基因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会使其文化基因发生变异。



那么,这个“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我”是谁?这里也许要作一个区分,“我注六经”的“我”自然是作为解释主体的个别,而“六经注我”的“我”则是作为解释主体的一般。



儒学本质上是社会知识精英的哲学。儒家经典解释的视角即是儒者的视角。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者,他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每一次儒家经典解释的新思潮出现,差不多都是一种新的系统工程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1、时代主题的切换;2、解释者身份与视角的微妙变化;3、一种根源性解释——精神的归属的改变;4、对某些经典偏爱和特别重视;5、解释方法的改变。如此等等。举例而言,西汉的时代主题是维护历史上刚刚出现的“大一统”的国家秩序;董仲舒的身份与视角是“王者之师”;他的哲学思想中关于根源性解释——精神的归属是神学意义上的“天”;他所推重和依托的儒家经典是公羊《春秋》;他的经学思想的特点是以灾异说经,其方法则是天人感应的牵强附会。再如,宋明的时代主题是回应佛道的思想挑战,建立儒家的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此时期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儒者注重道统和治统的区分,保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和人格尊严。而此时哲学思想关于根源性的解释——精神的归属则是道德形上学意义上的“天理”或“良知”;他们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他们所注重的方法则是对经典中的心性概念、范畴作义理的发挥和阐释。



由此我们认识到,经典解释实际上折射了当时社会和精神思想的情况,因此,与其说是对经典的解释,还不如说是对当时人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现象的解释。



四、实事求是,六经皆史



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诠释学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六经皆史”八字。“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乾嘉学者如钱大昕、阮元、汪中等人多以此为职志。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阮元《研经室集·自序》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六经皆史”思想可以上溯于王阳明,至章学诚而举为旗帜。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传习录》)章学诚益推阐其义,概括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509)



关于乾嘉汉学的意义,可以通过与宋明理学的比较来看。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最大的分歧是宋学与汉学的分歧。宋明理学家意在建构一个整合自然、社会、人生的的价值思想体系,其基本的思想前提是一方面认为“天下万物莫不有理”,一方面又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此即所谓“理一分殊”。因而理学家如二程教人“先识义理,方始看得经。”(《二程遗书》第十五)而在读经过程中,不 于经书的章句训诂,而是将自己所体认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理(即“性与天道”)同对经书意义的理解打成一片。用朱熹的话:“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十一)



乾嘉汉学家批评此种解经方法是离经言理,空言说经。他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如戴震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因此欲求圣人之道,必自训诂始,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戴震又谓,要会通经典,须具备天文、音韵、礼制、古今地名沿革、数学、博物学等专门知识,否则,说经即不免滞碍穿凿。乾嘉汉学家治经的成绩,如王家俭先生所说“以一种相当谨严的科学方法,对于古书中的难字难句训诂名物加以研究。查考各家的异文,寻求原始的出处,参互考订,务其得其真正的意义与根据而后已。其范围广泛,举凡经学、史学、地学、子学、天文、历算、金石、文字几于无所不包。结果将我国的古书古史大加补充与整理,对于学术的贡献既深且钜。”(《由汉宋调和到中体西用》,见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2期,公元1984年6月。)平心而论,就经解而言,宋学实不如汉学为可信,因为汉学家解经较为接近经书的本来意义。



乾嘉汉学家将“六经”还原于历史,自有其意义。但自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后,六经即是作为“经”而呈现于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当中的。“经“的意义是“常道”,是作为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准则而世代传承的。如果六经只有历史的意义,它未必会流传这样久远。



乾嘉学者说经主张“实事求是”、“六经皆史”,实际是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解释六经,将经学转为史学,视经文为史料,这是对传统的儒家经典的一种降格。这种作法的特殊意义在于改变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中断“通经致用”的传统。它提出这样一种可能:通经不必致用,致用不必通经,经学因此失去社会功能,使儒家经典由社会政治学的指向变而为历史博物馆的内容。经典的生命在于意义的阐释,没有对经典意义的阐释,便没有经典的生命。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乾嘉时期虽然儒家经学如日中天,但实际是在以极端经学的形式进行经学的解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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