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中」的意思即為「內部」、「中央」,古代中國人和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漢朝以及漢朝以前,可考證的「中國」一詞的用法有如下幾種:
指京師,如《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區,如《三國志》:「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又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又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由上可見,「中國」一詞在古代,首先是一地域概念。
春秋時期的「中國」(等於「中土」,「中原」)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由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與技術的水準遠較「四夷」為高,華夏文化也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是所謂禮義之邦。所以隨?華夏文明的擴展,也隨?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入,「中國」一詞逐漸擁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義。
戰國時期的中國漢朝以後,少數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國自居。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如:《晉書》苻堅對其弟苻融言「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並」。「中國」一詞的政治意義在遼宋和金宋對峙時期更顯突出: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曾自稱中國,且一度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這裏的中國一詞,是和王朝的正統性緊密相連的。
由於「中國」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關係甚小,古代中國人也沒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歷史上夏商周三代無不出自「蠻夷戎狄」,華夏族便是夷夏不斷融和的產物。五代時吳越王錢鏐臨終時要子孫「善事中國」,此「中國」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後唐。五代有三代(後唐、後晉、後漢)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新舊《五代史》都把他們視為正統,而把南方漢人政權放在次要地位,只稱梁、唐、晉、漢、周為中國,卻不稱南方立國的各漢族政權為中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言「十國非中國之有也」。南宋時,女真控制中原地區,陳亮在上孝宗書中說,不能「置中國於度外」要經營荊襄「爭衡於中國」(其中的「中國」,前者指中原地區,後者指佔據中原的金國),因此中國不僅是漢族的中國,而是各族人民的中國。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滿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名的《大義覺迷錄》中宣稱:「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至清朝後期,「中國」一詞已經有著3000年的使用歷史,一直只是作為一種泛指的辭彙來使用,不曾將「中國」兩字明確作為其政體的直接名稱。清廷與西方國家交流時,雖然往往傲慢地使用「中國」這個名稱來稱呼自己,但在官方文書上還是把「大清國」作為國號。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這一稱謂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義,是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在實際的語言操作中,「中國」一詞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取代中華民國(ROC)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來,在國際上的主流認知中,「中國」逐漸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並有效管轄臺灣島和澎湖、福建的金門、連江部分地區所構成的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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